全国兰亭雅集书家三十人提名展 —— 王云山

王云山，别署逸斋，1963年生于天津市，国家二级美术师。学书治印从先秦两汉入手，后攻晚清黄士陵，近十几年又专攻隋唐、宋、辽、金、元之官印印风。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北疆印社社长，乌兰察布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著有《王云山篆刻作品集》、《唐宋遗风一一逸斋朱迹》、《心经印稿》等作品集。

获奖：

1997年，作品荣获第二届华北书法奖。

2004年，作品荣获西泠印社全国第五届篆刻评展三等奖。

2005年，作品荣获中央电视台全国第二届电视书法大赛银奖。

2006年，作品荣获西泠印社全国第六届篆刻评展一等奖。

2006年，作品荣获内蒙古第八届“萨日纳”艺术创作政府奖。

2008年，作品荣获全国第六届篆刻艺术展二等奖。

2009年，作品荣获内蒙古第九届“萨日纳”艺术创作政府奖。

2009年，被中国书协评为全国书法系统先进个人。

2011年，荣获“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奖”。

入展：

1988年，作品入展全国第一届篆刻艺术展。

1991年，作品入展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

1995年，作品入展西泠印社全国第二届篆刻评展。

1998年，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篆刻艺术展。

1998年，作品入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篆刻书法展。

2001年，作品入展中国书协首届会员优秀作品展。

2002年，作品入展西泠印社第三届全国篆刻评展。

2005年，作品入展全国第五届篆刻艺术展。

2006年，作品入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艺术奖”。

2007年，作品入展全国当代篆刻艺术大展。

2008年，作品入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展。

2009年，作品入展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艺术展”。

2010年，作品入展“中日议员书法大展”。

2011年，作品入展中国书协第二届会员优秀作品展。

元   押

——印章艺术领域的奇葩

王云山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而统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开明，大量汲取汉文化为己用，积极发展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出现了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今天，我们仅就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印章艺术在元代的发展做一粗浅的表述。同时，通过元代印章与汉文印章有机交融的表现方式，诠释出印章艺术在这一时期的大繁荣、大发展。

元代的印玺制，除代表国家权力机构的各类官印，证明私人身份的私署印外，还有一种由最初用于商贸交易而逐渐流行普及的私押印。元代的押印，无论是其形制或内容，还是其艺术表现手法，在印章艺术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它巧妙地将蒙汉两种文化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似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更有着“闲庭漫步”般的洒脱。漫不经心地为我们营造了一道风味十足的丰盛大餐，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从印章艺术手法表现上，有揩书押、蒙书押、蒙汉文合押、篆文押、画押、人物押、动物押、器物押、植物押等等，多种形式。有学者也将这一时期的押印统称为“花押印”。它是专属元代的，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陈振濂先生在《品味经典----谈中国篆刻史》中就元代花押印丰富的表现手法上说：“元代花押印的微妙就在于，它是文字的，但又不是汉字的。它是图形的，但又不是具象的。它是一种奇特的符号，既非肖形印所可笼罩，也非隶揩书印所能取代。”因此，它不仅是印章园地中难得的珍品，同时也开创了印章艺术发展的新里程。可以说，元押的出现，是对我国印章艺术发展史上有着一份重要的贡献。它在这一艺术领域里，是独树一帜的。总而言之，元代的押印，无论从其形制的变化上，还是艺术形态上，都带有拙朴天趣、野逸宏大的艺术倾向和布势疏放、遒健流韵的艺术特点，这就是元代押印最卓具的艺术特点和魅力所在。

元押在元代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氛围，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多不识汉字，而无论是政治、经济的需要，还是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必须与汉人交流接触，互通有无。特别是在商贸交易活动中，经常要签订一些类似契约的凭证，来相互约束。做为守信，这就涉及到了俗称的“签字画押”。于是，押印这种简单明了的印章形式，即被蒙古人所采用。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注：“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要刻而印之。”

押印，早在后周时期就已初见端倪，陶宗仪认为，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诏令刻名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此后，经隋、唐，到宋代已开始大量在私人印鉴中有所使用。到了元代，蒙古人凭着对汉文化的理解，结合本民族的特性，给押印注入了一种更加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使其大放异彩。这是由这个马背民族那种放荡无羁、桀骜不驯的本性所决定的，而正是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形式，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传统印章的模式，并为其注入了一股新奇、独特的血液，使印章艺术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从形式上更加丰富，由传统的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添加了葫芦形、银锭形、琵琶形、飞鸟形、鱼形、花瓣形等等多种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附图1）。在文字选用上，一种是以楷书直接入印，更加简洁、明了，一目了然。扩大了印章实用价值的普及，一种是蒙汉文结合，即注汉字姓，徽记采用八思巴文，共取双方认可度。是蒙汉文化融合的一个最为实用的典范。还有一种更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是元代的“无边栏押印”，它是元代蒙古与色目官吏在行政公文或往来重要书信中所使用的押印，它不仅代表着官署、权力，还代表了所专指的某个权力人。它是元代独有的一种“官印”。它吸取了汉人在契约上的手写划押方式，直接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字与汉字相揉的文字，以印章的形式翻砂铸造，简便、实用，得以在官吏中更广泛的普及使用。在西泠印社孙家潭先生的《元代无边栏押印与黑城文书》一文中也提到：“无边栏押印”是元代押印品类中特有的，它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我国印学发展史中颇具时代特点的典型印式。虽然这类无边栏的押印是为蒙古及色目官吏所专门制造的，但就印章艺术形式上讲，即是极大地丰富了印章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印章艺术的发展史上，添加了灿烂的一笔。（附图2）

元代押印在印章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一朵奇异的浪花，但它并非转瞬即逝，它的天真、稚朴，简单、明快的表现形式，引起了后世的极大关注，并波及日本、朝鲜等地。这其中日本“丝印”的产生，就极有可能就是在中国元押中的“画押”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虽然到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专著论说，但无论是从它的整体形制，还是印面设计，以及使用年代，无疑都有着元押的影子。关于日本“丝印”，在梅舒适先生的《丝印诸说与私考》一文中写到：“明治时代，横井时冬先生在其著作《私印考》中提到，足利统治之后，由于

飘若浮云 矫若惊龙 （浙江红5X5CM）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 （老挝石6X4.5CM）

乌兰 （芙蓉石1.2X1.2CM）

变则通 （陶瓷φ5CM）